红色探寻：民族学院的发展历程--城川时期的民族学院（二）

　　民族学院来到城川的消息很快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广泛传播。“鄂尔多斯的很多人都听说过延安民族学院是共产党、八路军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文武干部的大学校，在民族学院上学不缴学费，不带自己的口粮，公家还给学生被褥、衣裳、老师不打骂学生，各民族学生一律平等，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不受歧视，男女学生之间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团结、互助、友爱，每天共同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。民族学院是个非常好的学校。所以，民族学院迁址到城川的消息日传千里，很多蒙汉族青年都想去城川，在民族学院上学”。 

　　民族学院迁址城川后，首先建立起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，由赵通儒兼任学院主任，王铎任副主任，秘书长是薛向晨，宗群则兼任教育处长，总支书记由刘景平担任。1945年5月以后，王铎、刘景平调离民族学院，由宗群任副主任兼教育处长，闫清芳担任总支书记。随后，民族学院开始招收新生，学员大多来自离城川较近的鄂托克旗、乌审旗农村牧区，也有部分来自陕西定边、靖边两县。新旧学生总人数约200余人，总编为五个班。各班的情况是：“第一班、第二班都是从延安、定边随学院一同画的旧同学，他们年岁比较大一些，文化程度也较高，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处于半工作状态。第三班是民族学院搬来城川后新招的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蒙族青年，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有一定社会经验……年纪小的都被编入第四班，……被人们开玩笑地称之为‘小娃娃'班。”此后，又以东乌审旗起义士兵为主编成第五班。 

　　1945年4月下旬，城川民族学院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工作。当时教学条件极为艰苦，学生们基本上是一边学习，一边组织师生员工利用业余时间清扫、修缮破旧的房屋，以便逐步改善办学条件。初期的学生宿舍，十几个人挤在一铺大土坑上睡觉。因为没有教室，甚至没有桌椅，上课、上自习多在宿舍，上课时教师站在宿舍地上讲，学生们坐在炕上，用叠好的被子当做课桌。看书和写字没有黑板，就把宿舍的一面墙用泥抹平，再用黑煤烟子加胶水一起刷上，权作黑板。由于缺油，学生基本上不上晚自习，为不误学生学习，由教师在漆黑的宿舍给学生讲述报纸上的新闻或讲革命故事。记笔记的纸张，是解放区生产的小白麻纸，质量低劣，但学生们仍很珍惜，先用铅笔写字，然后再用毛笔写字。为了省钱，在学生中推广一种用木板钉成一个小沙盘，用来练习写生字的方法。因可重复使用，经济实惠，在学生中广受欢迎。没有钟表，学生们就用一块一尺半左右见方的木板，用圆规划成个圆圈，把圆圈再分成12个格，标上数字，中间插上铁条，造成土钟表。天阴时只好点香，烧一炷香的时间，就是讲一节课的时间。 

　　学院迁到城川以后，由赵通儒、王铎、宗群、刘景平、薛向晨负责，进行教学工作。教员兼职的多，专职的少，王铎和刘景平等人调出后，专职教师仅剩宗群、陈乐山、彭达、闫清芳、章孟男、李庆森、邓佑端、党士秀、乌兰、戈壁舟、布仁特古斯、巴图朝克、周厚雪、彭炳汉等人。学院实行班主任负责制，班主任既是教师，又是辅导员，言行一致，教学育人。